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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迅的〈藥〉是更為沉重之作,〈藥〉之陳述知識分子的憂心跟中國大部分麻木不仁的民眾比之〈故鄉〉更為直接,小說背景時代是滿清末年的中國,積弱不振民不聊生,故事軸線循著兩個家庭,故事中兩少年,一個小店掌櫃老銓得了癆病的少年小銓,我們見小銓的母親為生病的孩子蓋上一條補滿破丁的被子,可見老銓家境不佳,是守著一間尚可餬口小店過生活的中國廣大勞動階級的家庭。另一條線說的是夏家四奶奶兒子夏瑜的故事,夏家四房亦貧寒的孤兒寡母,而夏母之子夏瑜代表有良知、覺醒的新知識份子。而這兩個少年的交集點建立在兩家的不幸。小說開始的場景描寫是這樣形容—

   

    「秋天的后半夜,月亮下去了,太陽還沒有出,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;除了夜游的東西,什么都睡著。」

    蕭瑟的秋夜,日月都無光,萬籟俱寂,只有見不著光的夜行者在活動,幹的自然也是見不著光的事。老銓為治孩子癆病,夫妻倆將努力攢來的錢,拿來買通牢頭欲求死刑犯被劊子手行刑後的「人血」,這令人驚悚膽顫的可怕交易便要在這黯淡的秋夜進行。而夏瑜正是這供鮮血給老銓的秋決犯人。具備學醫背景的魯迅,書寫老銓買人血饅頭救治孩子的行為,突顯當時社會智識未開,普遍迷信的狀態,我不忍心譴責老銓的愚昧,莫說民智未開醫學常識匱乏的清末民初,即使到了現在,一般人為挽救至親岌岌可危的生命,也往往只要有一絲機會便願意盡力一試,況乎父母愛子女之心,是天下最深的感情,老銓的作為雖然愚昧,有值得同情之處。

   

    可夏瑜這犯人不一般,他是滿清政府眼中所謂的「亂黨」,小說中夏瑜的身分是清末的革命黨人,是年輕的、接受過西洋教育的新知識份子,是無法忍受清廷顢頇國家積弱不振,不願再見人民受苦要起來改變現狀的革命黨,夏瑜的命名,咸認魯迅引自烈士秋瑾之名,小說中提及的古亭口也正是秋瑾義士就義之地。但我想也不獨指秋瑾,夏瑜象徵的是滿清末年動盪大時代裡努力求現狀改變,付諸行動願意捨小我,以成就一個遠大理想的所有烈士,這個理想便是建立一個更好的中國。夏瑜在〈藥〉中所言所行都是透過第三者轉述,可是他的形象卻異常鮮明令人難忘,小說裡這樣描述— 

   

「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,他卻和他攀談了。他說: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。你想:這是人話麼?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裡只有一個老娘,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這么窮,榨不出一點油水,已經气破肚皮了。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痒,便給他兩個嘴巴!」
 
「義哥是一手好拳棒,這兩下,一定夠他受用了。」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。
 
「他這賤骨頭打不怕,還要說可憐可憐哩。」 

花白胡子的人說:「打了這種東西,有什么可憐呢?」 

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,冷笑著說:「你沒有聽清我的話;看他神气,是說阿義可憐哩!」
 

    亂世方有一無所懼的靈魂為理想而活,如夏瑜這類為了更崇高的目標,奮戰不息的人是不畏死的,一如夏瑜隱喻的秋瑾女義士有機會逃跑卻寧可從容就死,因為她深信革命必須有人犧牲,才能喚醒民眾麻木的良知,遺言唯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七字,愁的仍是國家風雨飄搖的未來。因為心中的信念堅定無比,所以對個人死生無所懼,憂心唯在如何啟發懵懂的群眾,所以夏瑜不怕打、不畏死,他反而要可憐阿義,可憐那些習慣了壓迫,心甘情願被壓迫的無知人民,可憐這些真正可憐卻不自知的麻木群眾,他清楚自己所追求的理想,即使這個理想連自己的母親都無法明白,我們見夏四奶奶在祭拜愛子的墳地遇上祭拜小銓的華大媽,臉上還「現出些羞愧的顏色」,且說道:「瑜儿,他們都冤枉了你,你還是忘不了,傷心不過,今天特意顯點靈,要我知道么?」夏母愛子,但並不理解自己的兒子,還要寄望墳上的一隻烏鴉來為孩子洗冤。

   

    小說中的夏瑜沒有任何直接的對白,文本僅輕描淡寫康大叔間接轉述牢頭在獄中審度夏瑜的情景,「他說『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。』」與「他這賤骨頭打不怕,還要說可憐可憐哩!」但夏瑜那覺醒的、勇敢的靈魂,無比鮮明形象卻深刻的植入人心了,而夏瑜的磊落恰好對比突顯出他人的無情、殘忍和麻木不仁,夏瑜之被捕是其至親三伯父求自保不惜出賣親侄兒,我們要知道在舊時代,傳統家族集體的生活模式,各房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,有深厚的情感連結的,可夏三爺卻可以泯滅人倫害了姪兒的性命,還來領取賞錢,夏三爺無情;而小店中議論是非的群眾們則是麻木的,在他們的眼中夏瑜的作為是有違常情、是「瘋狂」的,所以他的死亡乃咎由自取,不值得人同情,甚至他們還要對夏三爺的行為點頭讚許,人家稱是,自己便跟著盲從附和;牢頭阿義及劊子手一干兵卒對亡者沒有憐憫之心,連那死囚的衣服和鮮血都要拿來圖好處。

    〈藥〉之描寫夏瑜上刑場赴義時,圍觀群眾的形象既可怕又可悲,魯迅藉老銓的眼這樣形容他們—

几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。一個還回頭看他,樣子不甚分明……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,眼里閃出一种攫取的光一陣腳步聲響,一眨眼,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。那三三兩兩的人,也忽然合作一堆,潮一般向前進;將到丁字街口,便突然立住,簇成一個半圓。老栓也向那邊看,卻只見一堆人的后背;頸項都伸得很長,仿佛許多鴨,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,向上提著。靜了一會,似乎有點聲音,便又動搖起來,轟的一聲,都向后退;一直散到老栓立著的地方,几乎將他擠倒了。」 
 

    人群簇擁聚集都來趕著「觀賞」劊子手行刑,那樣的興奮,宛如一群嗜血的禿鷹,可夏瑜的熱血因何而灑,頭顱為誰而拋?卻恰恰好是為了像夏三爺這樣親情沉淪,為了像麻木似阿義的牢頭、康大爺等小店諸人,還有那些如被掐頸了的「鴨」般的群眾,魯迅描寫圍觀的人潮的聚散,行動鬼祟宛如幽靈鬼魅,這是一群沒有靈魂、沒有思考能力的人,做為一個人卻沒有價值判斷的能力,那麼跟做禽獸沒有什麼分別,所以魯迅講他們像「鴨」,還是被掐住了的「鴨」。夏瑜是覺醒的,而群眾是麻木的,然而當麻木的群眾佔多數,覺醒的人是如此的少,渾然不覺的麻木者還要一起來批判夏瑜的不是,夏瑜這樣勇敢、熱情的生命,卻要為這樣可悲的人們而捐棄,這不只是夏瑜的不幸,更是整個國族的不幸,魯迅沉痛吶喊著的是:麻木的群眾啊!你們要到何時才肯覺醒?
 

    西關外靠著城根的地面,本是一塊官地;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,是貪走便道的人,用鞋底造成的,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。路的左邊,都埋著死刑和瘐斃的人,右邊是窮人的叢冢。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,宛然闊人家里祝壽時的饅頭。」
 

    官地的兩旁盡是貧窮造出來的新舊墳,有飢寒交迫而亡得來的墳,因窮途末路鋌而走險犯罪得來的墳,這層層疊疊的饅頭亦是刑場。無處不在的權貴階級壓迫,正所謂「遍地腥羶滿街狼犬」的世道,將貧困百姓一個個逼至絕境,可憐絕大多數的人,習慣了欺侮,只求在夾縫中茍且求生存,無意識的縱容迫害者橫行。然而,這裡還有一座因反抗壓迫得來的「夏瑜」的墳。夏瑜一角象徵亂世中少數清醒的靈魂,是國族的「良知」。
 

    魯迅在民國八年寫一個時空背景設定在辛亥革命成功前的故事,藉小說刻畫夏瑜這樣有覺知、有信念的理想實踐者,對照痛罵麻木不仁的群眾,當時滿清時代已去,但民國八年軍閥割據,時局依舊動盪不安,社會上存在許多不合理不正義的現象,藉由〈藥〉,魯迅欲喚起國民的良知,夏瑜推翻前清的夢想,大家都知道最終是成功的,滿清被推翻,民國成立,終結了中國千百前來的帝制政治型態。從戊戌六君子「去留肝膽兩崑崙」譚嗣同等人求變法以救國、到完全對滿清失去期待,立意推翻的革命黨人,先覺們披肝瀝膽用鮮血喚醒許多沉睡的靈魂們,一起為國族的救亡圖存而努力,給夏瑜墳上悄悄掛上花圈的人,告訴我們在麻木不仁的群眾中,仍隱身著和夏瑜一般清醒的靈魂,這許多被喚醒的「夏瑜」便是「藥」,要來解救得了重病的中國,那身患「癆病」的少年小銓實際指的便是當時積弱不振的中國。魯迅欲以〈藥〉喚醒當時民眾良知,繼續為風雨飄搖的國家前途而努力。
 

   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,忽聽得背后“啞——”的一聲大叫;兩個人都悚然的回過頭,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,一挫身,直向著遠處的天空,箭也似的飛去了。」

    篇末那烏鴉不遂夏四奶奶的心意停在墳頭,反而怪叫破天飛去,既是魯迅對中國封建迷信思想的嘲諷,亦象徵那茫茫未知的中國前途,但我回想〈故鄉〉所寫:「這正如地上的路;其實地上本沒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」我深信當時的魯迅,面對千瘡百孔的國家,在絕望的情緒之中,對中國前途仍舊懷抱著一絲希望,否則何以要「橫眉冷對千夫指」,寫下這樣愷切痛陳發人深省的小說!不正是要喚出更多的「夏瑜」以及給「夏瑜」掛花圈的人,欲以這樣的「良藥」來解救於水火之中的國民麼

  

    時至今日,辛亥革命成功將滿百年,兩岸歷經抗日、內戰及各自內部矛盾等種種紛擾,然後各自開展出不同的歷史經驗與史觀論述,儘管價值觀有所歧異,然而21世紀的今日,兩岸三地對於經濟富庶、國族尊嚴、改善人權問題的追求卻是相同的,即使在定義上必然存有差異。時政永遠無法令人滿意,好比台灣社會僵化的官僚體系、貪腐的政客、財團壟斷市場、弱勢族群的生存問題、以及兩岸仍曖昧不可期的未來演變,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難題,這或許是個沒有烈士的年代,但閱讀〈藥〉適提醒我們當面臨不公義與不合理的現象,別習於做那些視而不見,麻木不仁當中的一份子,要具備價值判斷的能力,要時刻保有良知,要做一個懷抱理想有信念的人,不論,每個人心中存在的信念是什麼!



閱讀延伸:
【書摘】〈故鄉〉‧迅哥沉重無比的返鄉之旅


   《吶喊》簡介 (中安書線)
   《吶喊》是魯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說的結集,作品真實地描繪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時期的社會生活,揭示了種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,對中國舊有制度及陳腐的傳統觀念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徹底的否定,表現出對民族生存濃重的懮患意識和對社會變革的強烈渴望。
  這部小說集於1923年8月由新潮出版社推出,集中有《狂人日記》、《藥》、《明天》等十四篇小說,出版後得到很大回響。
    在《吶喊》序中,魯迅談到他棄醫從文的經過和目的。他於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肄業,第二年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,1902年畢業後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學,1904年進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,1906年中止學醫,回東京准備從事文藝運動。是一次課堂上看畫片的經歷使他棄醫從文的。他回憶道:「有一回,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,一個綁在中間,許多站在左右,一樣是強壯的體格,而顯出麻木的神情。

  據解說,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,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,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。」他「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,凡是愚弱的國民,即使體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壯,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。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,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,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,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。」

     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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